杨德超是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研三的学生。2005年9月10日，他写了一封长长的帖子，叙述了离家出走已经三年的亲姐姐曾经遭遇的痛苦经历，谴责整个家庭对姐姐的冷漠敌视。不到半个月时间，这个帖子的点击量将近4万，回复上千条。杨德超对自己搅起的风暴并不在意，他只是一次次地追问：姐姐，你在哪里？

自姐姐出生以来，谁又给过她依赖？

大二那年，我读到作家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，捂着被子哭了好几次。同学对“富贵”的遭遇提出质疑，但我深信：这样的苦难绝非虚构，现实可能更残酷。

父母有五个孩子，我排行最小，大哥大姐都有疾病，二哥对家里漠不关心，我只和二姐杨艳梅最要好，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。家里实在太穷了，我两年才买一双鞋，一瓶豆腐乳可以吃上一个星期。我只能用读书改变命运。11岁那年，我考上了乡办中学，拿不出93块钱学费，整个家里唉声叹气。后来，15岁的二姐说话了：“德超是读书的料，去借点钱吧，这钱我还。”

“你怎么还？”父亲问。姐姐低下头，没有回答。

第二天，父亲借到100块钱，送我去学校。等我拿着新书报名回来，兴冲冲地去找姐姐。妈妈说：你姐姐出门了，去镇上的远房亲戚家的煤厂做工，一个月30块钱。我愣住了。

姐姐做工的地方离我学校不远。有一次，我去看望姐姐，刚到厂房门口，就听见打骂声和揪心的哭泣。这哭声太熟悉了，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常为小事把姐姐打得嗷嗷叫。

我冲进去，看见姐姐蜷缩在角落，满脸都是煤灰，泪痕清晰。我拉着姐姐，要她回家，姐姐哭着说：“那你今后拿什么读书啊？”听着，我无力地松开了双手。姐姐擦着泪水说：“你今后别来看我了。怕影响你学习。”初中三年，我果真再没有去过工厂——我怕面对我挚爱的姐姐，无奈、自责、感激和内疚种种情绪，让我几乎窒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