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克·罗斯是我儿时认识的第一个朋友，也是最好的朋友。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密切，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，对我们来说，朋友就意味着一切。

我们5岁时有幸成为朋友，那是在俄亥俄州的比克斯尼幼儿园里。一个冬天的下午，教室里暖融融的，我们刚刚玩过往纸盒子里投球的游戏。同学们都围在巴巴拉老师身旁，席地而坐。我正好坐在老师背后。巴巴拉小姐正在抑扬顿挫地读故事，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流到嘴唇上了，咸咸的，好像是鼻涕。我用手背去擦，糟糕，手背上全是血。以前我的鼻子流血，总是有妈妈给我收拾，可是现在，和我在一起的都是和我一样的5岁孩子。我有些局促不安，当时能想到的就是赶快离开大家，一个人躲到一边去擦鼻血。我把头垂向地板，不想让别人看到，悄悄地撩起自己的T恤堵住鼻子。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止血了。可是不行，T恤上满是血，我心里害怕极了。

这时候离我几步远的一位同学站起来。我不敢抬头看，胆怯又害羞，只听见这个同学对老师说：“巴巴拉小姐，鲍博受伤了。”老师读书的声音停下来。一分钟内，巴巴拉小姐抱我到医务室，经过冷敷清洗，一切都好了。

这个站出来说话的同学就是杰克·罗斯。我们都是刚进幼儿园，相互还不认识，他肯定是在点名的时候记住了我的名字。“鲍博受伤了。”他为一个并不认识的同学站起说话，其他孩子是不敢的，因为那可能会破坏纪律。

上二年轻的时候，我们之间好得像亲哥儿俩，课堂上都有说不完的话，班主任辛浦森小姐要把我们分开。她说我们上课的时候总是说话，如果不把我们分开，我们什么也学不成。虽然我们不再是同桌，但是我们仍然是最要好的朋友。

每天放学回家，我们都在一起玩打仗、捉迷藏、开玩笑愚弄对方。我们常常把没底的纸盒子钉在杰克的卧室门上，再把他的袜子团成球，玩投篮游戏。我们喜欢玩这些游戏，不管谁输谁赢，我们都开心得大笑大叫。在他的房间里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连串温暖的冬日。

人的一生中总有几个非常了解你的朋友，他们不等你讲话，就能准确理解你的心思。这种朋友不会太多，但肯定是有的。当你处在悲哀痛苦中的时候，当你不能独自承受命运给你的打击的时候，那些默默无言地守候在你身边的人，就是你最需要的。

妻子去世那年，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。她闭上眼的那几个小时，我麻木了，好像我跟妻子一起死了。孩子们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徒劳地想安排下一步该做什么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，我坐在那儿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。好像是电话铃一直在响，我没有接。次日凌晨，万念俱灰的我，一想起刚刚发生的事，就感觉自己身上压着一座山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电话铃又响起，是杰克打来的。我不想听任何人的声音，甚至是他的声音。我只想一个人呆在黑暗里。我知道他会问我，有什么需要他做的。但是，他能做的都已经做过了。

他在电话里说：“我在芝加哥。”我没有听明白，以为他正准备来芝加哥。

“我已经到了，今天早上坐第一班飞机。”“我知道你可能谁也不想见，我先在旅馆住下，哪儿也不去，有什么事一定叫我。”“我什么都能为你做，也可能什么都不用做。”
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要让我知道，他就在我家附近，随叫随到。我知道他会在旅馆房间里等着，直到我能提起精神给他打电话。他帮我做的事情就是别人想不到的。他知道我不想说话，不想交谈，不需要任何建议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他每天除了安排好孩子们吃饭和日常生活，再就是静静地坐在那儿陪我。

就在几个月以前的一天，杰克感到不舒服。他下班回家直接进了卧室。他告诉妻子珍妮，吃晚饭的时候叫他。结果妻子发现他躺在地板上昏过去了。杰克病倒以后，医生诊断他得了脑瘤。在此以前，他还在努力工作，他还和朋友、家人有说有笑，还在计划旅游度假。

我从芝加哥飞回俄亥俄州的比克斯尼。杰克的家就在奥迪默菲山边的那座宅子里，它面对着阿尔德莫南边的那片湿地。那天下午比克斯尼在下雨，奥迪默菲山和草地都笼罩在蒙蒙细雨之中。我能看到杰克家两层楼的房子，看到他卧室的窗户。背后的山坡很徒，想当年，那是二战后的年代，我们两个小淘气鬼，把他家前面的那片草地当战场，拿根棍子当来复枪，在平静柔软的草丛里打冲锋，我们假装是敌对的，都是勇敢的战士。

他喜欢散步，我们沿着奥迪默菲山脚缓缓而行。我们5岁成为朋友，而现在我们都已经57岁了。现在这座山对我们来说变得高不可攀。我说“时间过得快。”他说：“是啊，我们那时候还太小。”这就是我们每次散步后的结束语。

他问我可不可以陪他到最繁华的街上去走走。我想他可能是馋了。他是个美食家。味觉和嗅觉特别灵敏。他知道在什么地方，什么人开的餐馆，有什么特色菜。他总是津津有味地大饱口福。无论他到哪儿，都要把那儿的美食尝一尝。

最后的几个月，杰克不是在消极等死，而是积极地面对生活。在我陪伴他的日子里，我发现是他在安慰我，而不是我在安慰他。他用乐观的态度感染我，让我对生活不要丧失信心。当杰克离世以后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存在，他给我留下的无形的财富。这不是惆怅，而是一种比惆怅更深刻的情绪，在我的眼里，它是一种圣洁的情感。

那天还在下雨，我提着比萨饼进了他的卧室，他看上去好像睡着了。当听见我进屋的细微声响，就努力要坐起来，像小孩儿一样惊喜地说：“你给我买比萨了？能不能再加一个大个儿的意大利辣肠？”我假装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那恐怕不行。”然后坐在他床前，握着他的手，想跟他说说话，可是他说他有点儿累了，让我回去休息。“你睡着的时候我可以在外面走走，或许有什么事要干。”杰克硬撑着身子抬起头说：“格林，你的衣服湿透了。”我身上的风衣和牛仔裤是淋了点雨。“赶快把湿衣服脱了。”“我没事儿。”“不行，不行，你得把我的厚茄克穿上。”“不用，不用。”他开始大声叫在楼下的妻子：“珍妮！”珍妮没听到，他再大声叫：“珍！”“杰克，我真的不用穿厚茄克。”“你不穿我的茄克你就不能走。”他干脆坐起来，把脸上的氧气管扯到一边，准备再叫。“不要这样，杰克，这样对你不好。”“那你答应我穿上我的茄克，我就不叫了。”这时珍妮来了。“我那件黑茄克在楼下的壁橱里，快取来给格林穿上，他不穿好别让他走。”珍妮看着我耸耸肩说：“你听见了吗？”他一边躺下去一边说：“格林，答应我。”“我答应你，我一定穿好了再走。”他迷糊着睡过去了。珍妮帮我穿好衣服说：“等一会儿他醒来一定还要问的。”

我离开杰克家，他还在睡着，外面的雨飘飘洒洒，我想他心里一定还在惦记我。

在杰克的葬礼上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一张白纸上什么也写不出来。50多年的友情该从何说起呢？当我进入殡仪馆的大厅，走进棺林的后面，我想俯在他耳朵上对他说：“小伙子，杰克，虽然我们看惯了世态炎凉，但是在今天这个地方，你想见到的亲友都来了。有一个人，靠走廊的最后一排的那位70岁的女士，你无论如何都猜不到她是谁。她是我们儿时幼儿园老师巴巴拉小姐！”我走过去，紧紧握住了巴巴拉小姐的手。我搀扶着她走在灵柩后面，走出灵堂。我想杰克一定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想到是谁来了。他一定会惊喜地说：“噢，是我们可亲可敬的巴巴拉小姐！”杰克·罗斯，我的老朋友，我今天有多少令人欣慰的事要告诉你呀。